记者：从书名上看，《中国决策学》是关乎中国的决策问题，包括哪些方面？

     张顺江：《中国决策学》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原创、创新的创造性思维观念的指导下，面对决策问题写出的一部逻辑一贯的理论专著。通过对古今中外决策现象的研究，提出了能涵盖一切决策现象的公理性前提——决策观念（设定性公理）。决策是“人”对未来实践的方向、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原则、方法和手段所做出的决定。

    研究什么问题先要给它定个名字，这个定名的过程，就是抽象出定义性公理的过程，例如，回答什么叫决策，什么叫系统，什么叫控制，什么叫信息的问题，都是为这些概念定名，而这些概念的定名，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例如关于什么是信息，据统计有六十多种定名；什么是决策，在我国１９８１年全国决策科学方法研讨会上有２３种定义，如此等等。但定名十分重要，其重要性表现在定名的过程也就是寻求本学科公理的过程、开发出本学科本质的过程。平面几何研究的对象是平面上点与点、点与线和线与线之间的关系，从而定义了几条公理。在这几条公理下，构成了逻辑一贯的定理、推论等概念符号体系。可见，确定定义性公理的过程就是寻找学科开端的过程，就是确定研究对象的内涵与外延的过程。这对于研究问题具有首要的性质，所以称之为概念开发。正是古人所说的“正名”，名正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

    一旦定义性公理开发出来，人们认识问题就进入到用逻辑公理体系去演绎定义性公理的过程。因为逻辑公理是抽象的一般，即对任何具体的特殊的事物都是必然存在的属性，所以它对具体的、划定了边界的任何系统定名后的事物，都是固有的、巩固的、同一的东西。运用逻辑公理对这个具体特殊进行演绎就得到了具体的规律。这就是学科的开发，即规律的研究。可见，定义性公理、逻辑公理为人们的创造性思维提供了具有真理性的认识规律，即科学的认识论。

    记者：决策学在大学科方法论的研究中具有怎样的作用？

    张顺江：现代决策学、管理学、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的研究为大学科方法论的建立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它说明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用对人类的社会发展要想获得正效应，而不是负效应，决策和管理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这在当代实际中已经得到证明。决策、管理直接体现着人的本质。如果历史上历次科学革命更多地意味着人的体力延伸，那么进入信息社会后，管理革命、决策学的出现，智能机的发明与创造，意味着人的智力的开发和延伸。管理学和决策学是把人作为人来研究，人要发挥人的作用的科学，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向高级层次过渡的体现。

    由于这些学科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三大领域，其自身就强烈地体现着哲学的作用。它们的出现直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决策学是现代的精神现象学，管理学是现代出现的行为现象学。前者是思维实践、精神实践、理论实践，是内实践；后者是行为实践、组织实践，是外实践。前者是信息变换，后者是物质变换，而信息变换的有力工具就是计算机。

    记者：您认为，“元论”作为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次创造，那么在《中国决策学》中您又是如何体现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呢？

    张顺江：《中国决策学》发现了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是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根本法则的辩证法，解决了罗素悖论，破解了李约瑟难题，阐明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破解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歌德巴赫猜想”，解读了市场经济向全球化推动的奥秘，对人、劳动、劳动资料、占有、价值创造、商品等范畴与概念进行了研究与开发，发现了行为实践之外，还有精神实践（理论实践），发现了在物质生产资料之外还存在精神生产资料，把以体力劳动为主创造价值的经济学提升到以智力为主创造价值的现代经济学。提出了体力、智力和美力三位一体创造价值的新观念，指出未来的经济学是以美力创造价值为主的经济学。

    发现了商品的本质是服务能力、是利他性和服务性，论证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在客观上实践为人民服务，为资本运作专家的劳动树起了正义的旗帜，是古典经济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中国决策学》是对中外文化流变的缩影。它是中西方文化的归宗性研究，是对人类的精神历程进行的原探与探微。它系统梳理了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顶级思想，对影响世界文化的九个大学说进行了归一性研究，这就是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归一说；三宗（周易、儒学、老子）归一说；三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归一说。找到了科学的第一公理，科学地表述了人类文化由源到流发展的必由之路。指出要想将当代四分五裂的小小地球建成天堂的乐园，首先就要造就具有新的全球精神视界的一代新人。这一代新人的科学最高信仰必然是同一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这个同一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就是三教归一说、三宗归一说、三论归一说——唯物辩证的大学科方法论。

    如果说“元论”作为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次创造，那么这—创造的正确与否不在于创造它的时候，而在于它是否能被后来的实践所证明，在于它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性。哲学不应远离、更不应脱离实际，它应扎根于现实，成为时代的精神。那种认为哲学不能直接解放生产力和不能指导现实的观念是不对的。因为生产力的最积极因素是人，而只有把握正确哲学的观念的人，才可能从必然进入自由，从而把精神转化为物质获得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成果。现代大学科方法论不是作者坐在书斋中冥思苦想所想出来的玄念；它是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成功经验和惨痛失败教训反思的结果；是对现实的问题溯本求源所得到的理论结论；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寻求根据；是为决策学、管理学、领导学、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等大学科的研究找到方法。

《中国决策学》（共１４卷）张顺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附：《科学时报》2004年4月15日B2版